一所好大学，或者说一所大学要想办好，一定需要一位好校长。由于其作用巨大，大学校长被人称之为大学中的“灵魂式人物”，这话很有道理。但近几年来，在国内高教改革的大讨论当中，提到“大学校长”与“教育家”之间关系的文章不在少数。其中一个突出的声音是：大学应该由教育家来办，大学校长应该成为教育家，而且大学校长应该职业化，唯有如此大学才能办好云云。在当下的改革环境中，这样的声音有越来越强的势头，在高校内外似乎也有不小的市场。据我分析，提出上述观点的前提是：现在的绝大多数(不说全部了)大学校长都不是教育家，也就是说，当下中国缺乏的是“教育家式”的大学校长。
然而对这样的说法，我有深深的疑问。如果说在1950年到1970年这30年间，中国大陆还可能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大学校长，那么，到了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30年间，特别是近20年来，放眼望去，我们恐怕很难找到不是博士、不是教授的大学校长了，当然，这只是底线，太多的大学校长都既是博士又是教授，还有可能是博导、院士。在这样的情况下，说我们的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既对他们太不公平，也让人怀疑：如果连他们都不是教育家，那谁还能被称为教育家？！
但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受到来自高校内外如此激烈的批评以及貌似非常严肃的学术探讨中，为什么没有大学校长对此表示异议或者反对？为什么没有大学校长站出来说：谁说我不是教育家？！除了中国文化中特有的谦虚与虚怀若谷之外，大学校长们的集体沉默也不由得我们不去思索一下，究竟什么是“教育家”、大学校长何以被认为不是“教育家”的问题。
有趣的是，在我们常用的汉语词典中，有“教育”的词条，但却缺乏对“教育家”的阐释。顾明远先生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说，“教育家(educator)是在教育思想、理论或实践上有创见、有贡献、有影响的杰出人物。”(《教育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755页。)既然“教育家”是英文的educator，那我们不妨来看看英文对educator的解释。而同样有趣的是，educator在英文中的阐释却简单的多，指的是“教育人的人”(a person who educates people)。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中国学者在文章中提出，“教育家”应该是educationalist而不是educator。但按照《COBUILD英汉双解词典》的解释，educationalist是指“教育学家”或“教育理论家”(a specialist in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education)。由此可见，“教育家”还应该是educator。
从英文的表述来看，“教育家”不过是一个泛指，只要是从事教育人的工作，就都可以是“教育家”，无论你从事的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无论你是教师，还是行政管理人员。照此说来，如果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那谁能成为教育家？！当然，我也很清楚诸如“家”这样的词汇在中国文化语境当中所特有的含义，即只有极少数在教育事业做出极为杰出的贡献者才能够被成为教育“家”，比如陶行知、蔡元培、梅贻琦等等，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只能被称为教育“工作者”。
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在词汇上纠缠，而是认为有必要打破词汇背后的文化传统之于人们思维的禁锢。即，事实上只有“教育家”与“‘知名’或‘杰出’教育家”的差别，而没有别的。说白了，从事教育的人都是“教育家”，只不过其中一些人“成绩(就)更为突出”罢了；并不存在着，你是“教育工作者”，而他/她人却是“教育家”这样似乎有着重大区别甚至是质的区别的概念。
我认为，在目前指责大学校长不是教育家的风潮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关键，其实是高校的制度建设问题。高校应该具备怎样的制度和规范，从而保障校长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教育家的作用，才更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说到底，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大学校长也都只能做些局部的改革、取得局部的成绩，而不大可能做出影响高校长期发展的突出成就。
